●中国的叙事作品浩如烟海，可以千万计，却始终没有一套与之相应的叙事理论框架。难道是中国的传统叙事文学研究不适于建构体系，抑或其学术内涵与西方叙事学并非处在同一维度？
一本学术书的价值，并不在乎得到同时代人的盛誉，也不在乎圈里圈外有多少人品出了它的智慧与精妙，而在乎它能否真正成为那个学术领域中一块坚实的基石。后人可能超越它，却绝不能绕过它；它将渗入历史，以朴实无华的学术贡献托举起后继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价值不菲，它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第一次建立了与西方体系对峙互补的中国叙事学体系。
《中国叙事学》来源于一种思想探索的痛苦。叙事在中国千年文化中渊源久远，但其后加上一个“学”字，就成为典型的西方舶来品。提到叙事学，人们会首先想到与索绪尔的语言学、“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以及俄国形式主义一脉相承的西方叙事学。中国的叙事作品浩如烟海，可以千万计，却始终没有一套与之相应的叙事理论框架。难道是中国的传统叙事文学研究不适于建构体系，抑或其学术内涵与西方叙事学并非处在同一维度？
那么有必要建立这样一套体系吗？杨义以他的《中国叙事学》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中西异质文化对话的必要。在西方中心论盛行的今天，力求在同一层次上与西方对话，并非软弱的亦步亦趋，相反，这是一种强者的挑战。只有同时理解了丰厚雄浑的西方理论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后，才能驾驭一种植根于中国文化，同时又远瞻西方精华的学术建构。但中国的传统叙事学研究能否为这样一种带有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叙事学科提供基础呢？杨义二十多年沉浮书海，孜孜以求，凭着三千余古文献和牛津博德兰图书馆阅读一批西方叙事学著作的积累，勇敢坚实地迈出了这一步。
首先是方法论上的艰苦跋涉。杨义精通中国古典叙事作品，这有他厚重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为证。他深深感到西方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无法涵盖中国的文学作品，他的学术良心不容许自己寻找捷径，削足适履。为此，他把自己的学术战略思路，定位在返回中国历史文化的原点。他从先秦诸子的哲学观念入手，探究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参照文字学进行梳理，并结合语源学及语义学，力图从传统国学中寻求切入点，剖析中国文学作品的叙事特征和规律。
由此，杨义将叙事学理论分为四个基本着眼点：结构、时间、视角和意象。在“结构篇”中，杨义首先谈到中国叙事作品中“结构之道”贯穿“结构之技”的思维方式，他发现作品的隐性与显性结构都对伦理道德观念有强烈的暗示。以此观点来品读中国古代叙事作品，果能令人耳目一新。而对于组成结构的顺序、联结方式，对比的应用等的深入分析，使杨义水到渠成地归纳出结构文章的关键：“势能”。分析视角在叙事作品中的意义时，杨义准确而颇具新意地将其概括为“聚焦于‘有’与聚焦于‘无’”，这与中国画论中对泼墨山水的点评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出他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突出的感知能力。再如“意象篇”中，杨义开篇便指出“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在古代文论中，意象一般用于诗论，将其引入对叙事作品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写这部著作的雄心：在传统研究成果之上发展新的理论。
书中还有一章，杨义特别指出中国传统评点家在小说叙事研究中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并果敢地借用伽达默尔的话“没有偏见，一无所见”，肯定了评点家不成功的尝试亦有珍贵的历史贡献。
《中国叙事学》读起来并不让你感觉艰涩，杨义以他擅长的文学史研究的笔法，巧妙地将高屋建瓴、阐幽发微式的学术探讨，游刃有余地穿行于丰富的原始资料之间，沟通古今，解析作为独特存在形态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叙事学的文化密码，初步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叙事学原理。这本书耐人寻味，还在于它新见迭出。这是杨义的本事，他总能在涉足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时，以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在研究既成学术成果的同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如他指出中国语言的形态是“永远现在时”；中国人表达时间的顺序为年—月—日，不同于西方的日—月—年，这反映出中西时间观的不同，中国是整体性的，西方是分析性的；中国女娲抟土造人，泥捏一片，关注的是“群体性”，而西方上帝造人，亚当、夏娃、有名字，关注的是具体性和个人性；等等。由此不难看出杨义学术思维的活跃、敏锐和深刻，所以他才在叙事与历史相结合的源起梳理中，发掘出中国叙事智慧的特征。
最后，有一点与杨义商榷。所谓“学”，俨然是在肯定了其学科独立性之后才能给予命名的。对研究者来说，“学科的独立性”必要有严谨扎实的理论基础，方能建立起一套有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对后人的启示也会更大一些。《中国叙事学》在突破旧有评点形式上，以及尝试与西方叙事理论接轨中都有开创意义，但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似乎薄弱了一些。换言之，如果把叙事学喻为一幢房子，那么杨义全方位品赏这房子建筑美质的本领，比论证其合理性和科学性的能力要强。我想，两相融合，是杨义下一步要做的。
（《中国叙事学》，杨义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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